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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老掌柜把零钱放在柜台上推过来，又从抽屉里摸出一张名片：“夫人，我在台北开了几十年旅馆，头一回见到从纽约来的客人。下次再来台北，提前打个电话，我给您留最好的房间。”

    “谢谢！不过下次再来，大概是很多年以后了。”

    台北车站的月台上人来人往，有挑着担子卖茶叶蛋的小贩，有抱着孩子等车的年轻母亲，有穿着学生装赶火车的少年。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，把藤箱放在脚边。火车开动的时候车窗外的椰子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，稻田在晨光里泛着金黄的颜色，有农民弯腰在田里割稻子，镰刀一下一下地闪着光。

    她靠在车窗上，看着窗外一掠而过的景色。从帅府账房到华尔街，她用了大半辈子。现在藤箱里装着那份签好的离婚协议和一只答应要还的铁轮子。十几年前她在沅陵上了马车没有回头，今天在火车上也没有回头看台北车站的站牌。

    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来，月台上有个小男孩蹲在地上拿树枝画画。她看着那个小男孩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闾珣在帅府院子里也是这么蹲着画坦克。

    她把藤箱往脚边挪了挪，从包里拿出日记本翻到新的一页，用铅笔写道：台北事了，协议已签。即日返纽约。铁轮子带在身上，这次回去还给闾珣。写完她把日记本合上放回包里。

    闾珣在纽约等她，带着新娘子一起来。他说过来接船，航线图都画好了——从纽约到旧金山，从旧金山到台北，再从台北回纽约。

    她闭上眼睛，耳边是火车轮子在铁轨上滚过的声音，一下接一下，像是算盘骨珠在档位上磕过。从今往后，她只做她自己。纽约还有几份合同等着签，旧金山码头还有一批货等着装船。铁轮子在箱底滚了一圈又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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