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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她心里想：我会的。

    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

    汪昭在扬州长到了十二岁，又长到了十五岁。两个哥哥一个去了上海念大学，一个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。家里还是只有她一个孩子，但她已经不觉得孤单了。

    她刻意训练自己对数字的敏感度。

    走在街上，她会在心里默算每家店铺的大致流水；看报纸，她会留意每一个数字，哪怕是一条不起眼的进出口数据；父亲处理账目时，她坐在旁边，有时候只看一眼就能说出总数。

    汪仲和对她刮目相看，有时候甚至会认真听她对生意的看法。

    “你这脑子，”他说，“不做商人可惜了。”

    汪昭笑了笑，没接话。

    她知道自己的路不在盐引上。

    十六岁那年，汪仲和把女儿叫到书房。

    “昭儿，”他说，“我想送你去美国念书。”

    汪昭看着父亲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“中国以后需要懂现代科学的人，”汪仲和摘下眼镜，擦了擦镜片，“咱们家的生意，做到头也就是个盐商。但你不一样。你脑子好，英文也学得差不多了，出去见见世面，学点真本事回来。”

    “爹不怕我跑远了不回来？”汪昭问。

    汪仲和笑了：“你跑得再远，也是我汪仲和的女儿。”

    方蕙在旁边红了眼眶，但没拦着。

    她年轻时没做成的事，女儿替她去做。

    1923年秋，上海码头。

    汪昭拎着一只皮箱，站在舷梯上，回头看了一眼。

    父亲站在码头上，穿着灰色长衫，手背在身后，表情很平静。母亲方蕙站在他旁边，眼眶红红的，用手帕捂着嘴。

    “学成了就回来。”汪仲和说。

    汪昭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她没有哭。三十六岁的灵魂让她知道，这一别也许就是很多年，但哭没有用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学成了回来。

    她转身走上舷梯，没有回头。

    轮船鸣笛，缓缓驶离码头。

    汪昭站在甲板上，看着黄浦江两岸的景色慢慢后退。外滩的洋楼、码头的苦力、江面上的帆船——这一切正在远去。

    她要去的地方是匹兹堡。匹兹堡大学，数学系。

    四年。

    她深吸一口气，海风咸腥，灌进肺里。

    她不知道等待她的是什么。她以为只是一个普通的民国留学故事。

    学数学，回国，用自己学到的东西，为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做点什么。

    这是她此刻唯一的念头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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