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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于凤至把支票收进抽屉里，看着他。“为什么忽然想投教育了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你。”科恩靠在门框上，没有进来，“你跟记者说教育是给每个人一把算盘——这句话我在报纸上看了好几遍。我在布鲁克林长大的，我父亲是个裁缝，我母亲不识字。要是没有街口那家免费夜校，我连股票报价都看不懂。你这把算盘比华尔街任何一只股票都值钱。”

    于凤至站起来走到窗边。窗外哈德逊河的冰凌在冬日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，她把窗户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桌上的捐赠书哗哗翻页。

    “我在郑家屯长大，我爹教我打算盘的时候说，账上差一个铜板，底下就能差出一百个。后来我管了帅府的账，管了东北的军需，管了华尔街的投资——到头来还是这句话。我嫁进帅府是为了权势，权势早就散了。我在纽约赚了钱，捐给这些孩子，让他们以后不用为了权势嫁给任何人。”

    科恩没有接话，站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走到楼梯口又回过头来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以后每年这个时候我都来送一张支票。”

    “不算投资？”

    “不算投资，算还债。我欠街口那家免费夜校的债，现在还给你的基金会——利息一并还清。”他转身下了楼梯，皮鞋踩在大理石台阶上的声音一下一下地响，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    基金会正式运转之后，闾珣接过了大部分日常事务。他让詹姆斯把榆树寄来的受助学生名单贴在基金会办公室的墙上，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了学校和年级。名单旁边贴着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——奉天被服厂的女工们在厂房门口合影，前排蹲着的几个年轻女工手里还拿着针线包。

    “娘，你来看看这个。”闾珣指着其中一行给她看，“这几个孩子今年小学毕业，成绩都在前三名。这个姓于的女孩，作文比赛拿了全县第一。她写的是她奶奶在奉天被服厂上过班，后来被服厂关了，她奶奶回家种地，每年冬天还给村里的孩子缝棉袄。”

    “作文里写了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最后一句是——‘我想跟我奶奶一样，用一双手让身边的人不冷。’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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