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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夫人，虞老板从上海发来的——上海的医院问下一批磺胺什么时候发，他们那边库存快断了。虞老板说这批货来得及时，再晚几天就接不上了。”

    “这周五之前把提单签好，旧金山码头那边已经在等舱位了。发完电报你帮科恩先生叫辆车。”

    詹姆斯应声出去。科恩站起来拿公文包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。

    “夫人，有件事我一直想问——你从化疗病房走到现在，把一家投资公司从零做到今天，跟全纽约最精明的投资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争合同条款。你到底是靠什么撑过来的？”

    “我在东北管军需的时候，兵工厂有个老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——新炉子劲大，但要有人盯着。后来在秦皇岛仓库验货，在香港码头查船期，在化疗床上看巴伦周刊——不管换到哪个炉子前面，这句话一直管用。盯合同，盯船期，盯每一条航线上的每一笔报关单——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”

    科恩没有再问，推门出去了。她把桌上那份新签的合同锁进铁柜子里，和离婚协议放在同一层。窗外纽约的秋天正在落日的余晖里缓缓沉入哈德逊河，她站起来走到窗前，看着楼下那些匆匆走过的经纪人。从今往后，她只做她自己。

    铁轮子在床头柜上安静地搁着，等着闾珣下班回来。她答应过闾珣，这次会把铁轮子还给他。从大连码头到纽约病房，从雪窦山到台北榕树下，这只铁轮子跟着她走了这么久——是时候还了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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