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(2/3)页 周明远有些着急，命令预备队顶上去。但忠义救国军的预备队动作慢，被日军的增援部队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伤亡不小。独立团营被迫分兵，一边攻坚，一边阻击援军。王效企亲自带着一个排堵在公路拐弯处，用机枪封锁路面，日军的卡车被击毁了一辆，后面的被迫停了下来。但忠义救国军侧翼的防线被日军渗透，几个青洪帮出身的士兵见势不妙，丢下枪就跑，被军官连踢带骂赶了回去。 战斗打了将近两个小时。日军据点被摧毁，一个小队被全歼，伪军溃散。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，周明远很高兴。王效企走过来，脸色凝重。 “周司令，鬼子援军很快就会大举出动，必须马上撤退。一刻都不能等。” 周明远看着缴获的武器，有些不舍得。“弟兄们打了一夜，还没吃口热饭——” “不能等了。”王效企打断他。“现在撤，还来得及。再拖下去，被咬住了，想撤都撤不了。” 周明远犹豫了一下，终于下令撤退。但撤退组织得不够快，部队撤到半路，被日军援军咬住了尾巴。王效企的独立团营负责断后，在公路两侧的山坡上阻击追兵，打了一个多小时，伤亡十余人。忠义救国军也有损失，几个掉队的士兵被日军俘虏了。王效企带着最后一批人撤下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他满脸是灰，军装破了，看到周明远，只说了一句：“下次，听我的。” 周明远没有说话。他看了一眼那些在战斗中跑散又被收拢回来的青洪帮士兵，心里清楚——这些人打顺风仗还行，遇到硬仗就不那么可靠了。王效企也没有再说什么，转身去清点自己的部队了。 首次行动虽然成功了，但后续的发展并不顺利。日军加强了杭县地区的戒备，据点加固了，巡逻密度增加了，公路上的运输队也改了路线和时间。周明远策划了几次行动，都因为情报不准而扑空。一次，他们得到消息说日军一个运输队要从某条公路经过，部队埋伏了一整夜，结果运输队临时改了路线，白等了一夜。另一次，部队在途中遭遇了日军的伏击，损失不小。周明远召集骨干开会，分析原因，大家一致认为：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。 周明远想起陈东征说过的话——“情报是游击战的生命”。但军统在杭县地区没有网络，原有的几个情报点早就被日军破坏殆尽。他派人去联络当地的保长和乡绅，想建立情报网，但百姓不敢接近。一个老者私下对他说：“不是不想帮你们，是怕鬼子报复。上次你们打了据点，鬼子把附近几个村子的青壮年都抓去拷问了，死了好几个人。” 周明远无奈，向沈碧瑶汇报困难。沈碧瑶听完，把情况转告了陈东征。 陈东征沉默了一下，对沈碧瑶说：“让他们学学新四军的方法。” 沈碧瑶问：“什么方法？” 陈东征说：“帮老百姓干活。挑水、扫地、修房子、挖水渠。老百姓不是傻子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心里有数。新四军在敌后能站住脚，不是因为他们能打，是因为老百姓帮他们。老百姓为什么帮他们？因为他们把老百姓当人看。忠义救国军想要情报，想要群众支持，就得先让老百姓觉得他们是自己人。” 沈碧瑶把陈东征的话转告给了周明远。周明远听了，沉默了一下。“我们是特务，不是搞群众工作的。让我们去给老百姓挑水扫地，像什么样子？况且我手下那些人，青洪帮出身，让他们去杀人放火还行，让他们去帮老百姓种地——他们干不来。” 沈碧瑶说：“新四军能做的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？” 周明远没有回答。他答应试一试。 他让部下在驻地附近帮老百姓干农活。士兵们扛着锄头、铁锹，去田里帮忙。青洪帮出身的那些人不情不愿，有的把锄头扛在肩上像扛枪，有的蹲在田埂上抽烟聊天，有的嫌脏嫌累不肯下地。一个老兵油子把铁锹往地上一插，说：“老子在上海滩砍人的时候，还用不着种地。”军官骂了他几句，他才懒洋洋地拿起铁锹。百姓起初不敢接受，躲在家里不敢出来。后来有几个胆大的老人走出来，看着那些当兵的在地里干活，面面相觑。一个年轻人端着一碗水走过来，递给一个正在锄地的士兵，士兵接过来喝了，咧开嘴笑了。老百姓这才陆陆续续走出来，有的送水，有的送红薯，有的站在旁边看着。但军统干部们放不下架子。他们习惯了在城里搞情报、在敌后搞破坏，不习惯跟老百姓打交道。干活时心不在焉，有的发牢骚，有的敷衍了事。一个特工蹲在田埂上抽烟，看着士兵们干活，跟旁边的人说：“我们是来打鬼子的，不是来当农民的。”老百姓私下议论：“这些人不是真心帮我们，是做样子。那个带头的周司令，站在远处看着，连手都不伸。” 周明远把情况报告给戴笠。戴笠回电：同意尝试群众工作，但不要影响主要任务。周明远加大了群众工作的力度，让部下轮流去村里帮忙。有的干部和百姓聊得很投机，建立了初步的信任。但更多的人不习惯这种工作方式，一个军统特工直言不讳地说：“我们在城里搞情报，在敌后打游击，那是我们的本行。种地？那不是我们的活。老百姓对我们客客气气的，但不跟你交心。” 百姓虽然得了些好处，但对忠义救国军始终隔着一层。他们知道这支队伍是国民党派来的，是特务领导的，跟共产党不一样。他们不敢靠得太近，怕鬼子报复，也怕国民党翻脸不认人。 周明远找沈碧瑶诉苦。“沈副司令，不是我们不想做，是做不来。” 第(2/3)页